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看完《风筝》你该知道历史上还有很多郑耀先

导读: 谍战剧是普通观众了解在建国前城市斗争的主要途径,老百姓乐意看谍战剧,一来紧张刺激,严惩叛徒打击敌人,大快人心;二来斗智斗勇,总有一两位智商令人艳羡、形象气质颇佳的男主女主,划破天际横空出世,于危难中拯救了党的事业,符合了普通人对英雄的渴望与想象。  《风筝》里的郑耀先作为潜伏进入军统的情报人员,很难从党史上找出一个特定的原型,但在他身上,我们能看到周恩来、钱壮飞、潘汉年、……那些在下生活在黑暗

  谍战剧是普通观众了解在建国前城市斗争的主要途径,老百姓乐意看谍战剧,一来紧张刺激,严惩叛徒打击敌人,大快人心;二来斗智斗勇,总有一两位智商令人艳羡、形象气质颇佳的男主女主,划破天际横空出世,于危难中拯救了党的事业,符合了普通人对英雄的渴望与想象。

  《风筝》里的郑耀先作为潜伏进入军统的情报人员,很难从党史上找出一个特定的原型,但在他身上,我们能看到周恩来、钱壮飞、潘汉年、……那些在下生活在黑暗中的地下工作者,他们每一个都有着比郑耀先更悲壮与传奇的故事。

  郑耀先的故事发生在解放战争直到建国后,严格来讲,那段时间地下工作的血雨腥风并不及1927到1937这十年。

  从1927年「四一二政变」直至国共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,将近有十年时间党组织、党员无法在中国的城市中公开活动,他们潜伏着,扮演着,埋在人堆中,藏起自己的理想,收起自己的锋芒,没有抱团取暖互相扶持,有的只是为兄弟收尸埋葬,凄惨悲凉。

  《风筝》中郑耀先的上线,也是他的心灵导师陆汉卿,一位普罗米修斯式的人物,让人联想起李大钊和瞿秋白,智慧,宽广,仁爱,但最终牺牲,并被惨无人道地抛尸荒野,尸骨难寻。

  1931年2月7日,上海龙华,淞沪警备司令部,二十四副青年人的骸骨与陆汉卿的结局一样,不知魂归何处。他们离奇的被捕至今仍是党史学界道不明的一段迷案。

  他们炽热而坚定地革命着,向一切不正义的人与事进行斗争,不幸被捕,被折磨,被「劝降」,被杀害,被抛尸荒野。直到3月,周恩来才知道他们牺牲的消息,扼腕不已。

  二十四人中的林育南,湖北黄冈林氏三兄弟的老二,带着他的堂兄弟林育英(张浩)、走向革命道路;胡也频,现代文学史上响当当的左翼作家,丁玲的丈夫,被关押到龙华监狱后,丁玲还与沈从文一同前往探监,牵出了现代文学史上剪不断理还乱的琼瑶戏码。

  鲁迅得知五位年轻的学友葬身于龙华旷野中,写下《为了忘却的记念》:「忍看朋辈成新鬼, 怒向刀丛觅小诗」,多少的愤怒与不忍,化作文字的利剑,直插敌人心脏。

  解放后,上海组织相关人员找寻二十四位烈士遗骨,在当年淞沪警备司令部北面不到500米的区域中,通过冯铿烈士一件布满弹孔的毛衣,才确认了烈士们的就义地,这件毛衣如今被收藏在一大会址纪念馆中,成为二十四人仅有的纪念。

  在二三十年代的上海,不仅有「朋辈成新鬼」的哀婉壮歌,也有着「兄弟皆赴死」的血泪伤逝。的创建者之一陈独秀,他的两个儿子相继牺牲于时期的上海,我们经常用成语「前赴后继」形容革命者一代接着一代干,倒下一个站起一批的坚韧精神,陈氏兄弟正是「前赴后继」献身革命的化身。

  陈延年是陈独秀长子,1922年6月与赵世炎、周恩来一起创建旅欧组织。1927年任江浙区委书记,被选为第五届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,不久,任江苏省委书记,来到上海开展工作。

  当时江苏省委的机关办公地就在虹口区山阴路恒丰里,正是现在上海鲁迅故居斜对角。1927年6月26日上午,江苏省委在那里召开成立大会,王若飞主持会议,会议进行到一半,传来消息,有一个交通员被捕了,在背叛与潜逃极其普遍的年代,交通员的被捕等于敲响了撤离的丧钟。

  陈延年和几个同志还很不甘心,在周围观察了很长时间,一直到下午,觉得会场那里没什么动静,又进去了,但进去没多久,就被敌人堵住了,陈延年带头拿起板凳和敌人进行了英勇的搏斗,搏斗的结果,两位同志逃走脱险,但陈延年等四位同志(省委书记、省委宣传部长、省委组织部长、省委委员)不幸被捕。

  江苏省委成立的第一天,省委主要成员均被捕,一网打尽。陈延年被捕后送往淞沪警备司令部看守所,7月4日被杀害于龙华。

  陈乔年是陈独秀的次子,陈延年的弟弟,早年也在法国加入党组织。1927年陈延年牺牲后的秋天,陈乔年调任江苏省委组织部长,然而1928年2月,江苏省委机关又遭到的破坏,陈乔年等人被捕。在监狱中,敌人对陈乔年施尽酷刑。

  他坚贞不屈,始终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,乃至于最后,在监狱同仁周之楚的慷慨从容下,周自愿顶替陈乔年而赴死,陈的身份被周顶替,即将判徒刑,终不至死。

  此时周之楚那位富商父亲得知自己独子被捕消息,竭尽自己所能,联络高官,救出儿子,「顶包案」就此被揭破,陈乔年身份暴露,同样牺牲在龙华。而那位「富二代」周之楚,不得不说也是位铮铮汉子,被父亲领回老家后,又逃回上海,继续为党工作,1931年又被捕,牺牲在上海漕河泾监狱。

  革命同志在监狱内进行不息的斗争,监狱外,党组织也想尽办法营救他们,营救工作主要由当时的中央特科负责。中央特科是个传说,足够拍n部史诗级电影,爱恨情仇、惩奸除恶、忠诚背叛、家国天下、阴谋阳谋……无所不包,吸引眼球指数可远超《风筝》。

  1927年11月,中央临时政治局召开会议, 决定周恩来继续担任书记,并负责筹建「 中央特科」。此后, 周恩来主持设计,对中央政治机构进行调整, 将原「特务工作处」 扩建为中央特科, 中央特科由此正式建立。

  中央特科在周恩来的设计下,逐渐建立起四个科:总务科、情报科、行动科、交通科。特科的基本任务是: 「 保证机 构的安全, 收集掌握情报, 叛徒, 营救被捕同志, 建立秘密电台 」 。各科各司其责: 总务科成立得最早,工作非常琐碎 , 但又极其重要。

  它的经常性工作主要有三项:设立机关, 布置会议, 营救被捕同志和组织安抚事宜。情报科主要任务是搜集情报,了解敌人的动向,还有筹款等。

  行动科约建立于1928年4月, 科长初为顾顺章,后由谭余保担任,任务是严惩叛徒特务首恶。

  交通科又称无线年增设,科长李强、张沈川,任务是尽快研制无线电台,为红军和党的白区工作装上现代化的「飞翼」 。

  中央特科的体制十分精干, 有着高度的机动性和强大的战斗力。周恩来既是特科 的总决策者,又是实际负责人,中央特科又有着「伍豪之剑」的代称(「伍豪」是周恩来曾用过的笔名)。

  中央特科的营救被捕同志的方式大致有三:第一种方式,当被捕同志未暴露身份时,中央特科就用公开聘请律师出面辩护的方法,合法营救。

  例如,陈赓1933年被叛徒出卖被捕后,总务科便与宋庆龄、 蔡元培、 鲁迅等主持保障同盟合作,聘请上海著名律师吴凯声博士为辩护律师,最后迫使释放了陈赓。

  第二种方式,即寻找内线,或托人说情,设法使被捕的同志脱险。 如1930年4月9日,恽代英在上海杨树浦的怡和纱厂活动时被捕,当时他机智地抓破脸皮,化名王作霖以致在监狱中未暴露身份。

  特科便紧急派人到老闸巡捕房给探长尤阿根「打招呼」 , 塞上一笔厚礼。后来恽代英被从轻判处五年徒刑,转押南京监狱。陈赓又通过江苏高等法院的一个法官的关系,准备将恽提前释放。

  周恩来派洪扬生亲自到苏州给恽送路费。不料此时因顾顺章突然叛变,恽代英才不幸在南京遇害。

  1929年9月, 中央委员、江苏省委书记任弼时在上海被捕, 中央特科得悉后多方营救。洪扬生用100元现洋买通公共租界探长陆连奎。

  鲍君甫(杨登瀛)在公共租界中找关系,中央特科还请律师进行辩护, 多管齐下,结果任弼时安然获释。第三种方式是武力营救,在上述两种方式无效的情况下, 万不得已才用此招,然而兵行险着,成功指数并不大。

  1928年4月,时任中央的罗亦农被捕后, 特科考虑过多种方案营救他,首先是从租借巡捕房引渡到龙华监狱的过程中,可以实施营救,但是苦于无法探查引渡时间而未果,后布置在上海到南京的火车上抢救,可能蒋介石预感到会营救这位首脑人物,急迫地将罗亦农在龙华杀害。

  1928年8月,负责人彭湃、杨殷等人被捕,当晚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特科紧急会议,决定要尽一切力量营救彭湃等同志。通过敌人内部的秘密特工,特科很快知道了彭湃等人关押的地点,并且得知,当局准备于28日清晨将他们移送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。

  经过周密计划,周恩来领导中央特科制定了一个营救方案。为保证营救成功,周恩来动员中央特科所有会开枪的同志全部出动。

  28日清晨,中央特科营救队装扮成外出拍电影外景的队伍,抵达押送车队必经地枫林桥附近,做好了截车准备。然而,随着时间一小时、一小时地过去,押送车队却迟迟没有到来。

  后来才得知,押送车队已经开过去了。原来,当天出发前,营救队才发现新买来的上的润滑油还未擦去,无法使用。而等买来煤油进行擦洗,然后再出发时,已经过了预定的出发时间。在这段时间里,押送车队已经开过,将彭湃等人押到了警备司令部。错失营救良机,实在令人惋惜!

  的惊心动魄、紧张焦虑、死亡牺牲我们现在无法还原。近年来很多影视剧的编导设计的地下工作镜头多是灯红酒绿,由俊男靓女在高档歌舞厅接头。

  除了极少部分精英特工之外,这样的「操作」恰恰是违背了地下工作的隐蔽纪律。周恩来1928年为党的地下工作人员规定最早的工作准则,便是「职业化、社会化」。

  地下工作人员的着装和日常行动都要求同社会上普通群众相近,既不要过于出众引人注目,也不要太穷酸招人讨厌。按照通俗的解释,混在人堆中就找不到,见过面后就没印象的人,才是地下工作者的最好人选。长期地下工作,对于一个员的忠诚、毅力、性格、智慧的都是极大的锤炼。

  周恩来自叹:「经过大革命和的锻炼, 坚定了我对革命的信心和决心。我做工作没有胆怯过」。1967年5月,文革刚刚开始,革命小将便拿着一份刊登有「伍豪等脱离共党」的报纸,向邀功,如获至宝,意欲借此事发作,矛头直指周恩来。

  普通人得知此事必定三魂没了七魄,但经过「洗礼」的周恩来哪会怕这些雕虫小技,他一方面组织人员查阅当年的史料、报刊,一方面给写信陈述事实经过,最后整理了一份大事记,从1931年年初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开始,一直记录到1932年2月,考证功夫不输史家。

  斗争哲学是那批地下工作者的必修课,无论是「文斗」还是「武斗」,他们都无所畏惧,靠的不仅仅是一身好武艺真本事,更是一颗赤诚的心,干净、透亮,和郑耀先一样,能向着共和国敬礼,就是最高心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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